【汪曾祺·施松卿】

  梨花瓣是月亮做的(之三)

  1958年,因为一首题为《早春》的诗,汪曾祺被扣上了莫须有的“反革命”罪名,划为了右派,被下放到了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。

  临行前,她为他准备要带的东西。她买了一块苏联表给他,那时候,手表还是一件奢侈品,像他这样的“右派”也许根本就不配戴,可是,她执意要买给他,她才不管他是不是右派,她只知他是即将远行的丈夫,她想买最好的东西给他。

  给他戴上表的时候,她说:“你放心走吧,下去好好改造。 ”

  他走的那天,她正在搞军事训练,请不到假来送他。他给她留了一张条子,他写:“等我五年,等我改造好了回来。 ”

  他写下这行字的时候,忍不住哭了。她下班回来,看到那张纸条,也哭了。

  别人家都在忙着“划清界限”,可她在忙着给他买“鸡狼毫”。他写信给她,说要稿纸和毛笔,毛笔还点明要“鸡狼毫”,这种笔市面上很少。都已经是右派了,他文人的小情调还是不改。但她并不怪他,每次上街,她总要去文具店问问,有货了就赶紧买几支存下来。她还教孩子用汉语拼音给他写信,他每次收到信,都开心得不得了。

  有她在,他安然地度过了这段“改造”岁月,而且居然写成了他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短篇小说——《羊舍一夕》,还写了《看水》和《王全》两个短篇,这三篇作品构成了他后来出版的《羊舍的夜晚》。他还写了一部有趣的作品——《中国马铃薯图谱》。当时领导让他去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研究马铃薯的品种。这是很枯燥无趣的活,他竟做得兴趣盎然,画一个整薯,还切开画一个剖面,画完了,“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,烤烤,吃掉。我敢说,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马铃薯的,全国盖无第二人”。他的右派岁月,苦难的痕迹那样淡,和别人全然不同。

  他没有对她失约。四年后,摘掉了“右派”帽子,回到了北京,成为了北京京剧团的专职编剧。

  他和她又团聚在了一起,让他们小小的家恢复了温馨与平静。尽管这一次也只持续了短短的五年。

  1967年,“文革”开始了。因为他的两部剧——《小翠》、《雪花飘》,他又一次被打成了右派。

  这一年,他们家的三个孩子都已经懂事,最小的孩子也已上了小学四年级。

  文革的时代,最狂热的就是处于这样年纪的孩子。他们戴上毛主席像章,逃课,批斗老师,贴大字报,抄家……他们以革命的名义宣泄着青春期的躁动和激情。在那些被划为右派的家庭里,除了夫妻反目,父子成仇也比比皆是。可是在他家没有发生类似情况,他的孩子们一个也没有“造反”,一个也没有流露出对他的鄙夷。

  在外面他已经什么都不是了,尊严早被践踏在地。可在家里,他还是父亲,还是丈夫,还是一家之主。

  施松卿也像别人家的母亲那样 “教育”孩子:“你们几个要站稳革命立场,要和爸爸划清界限,太亲近叫外人看到不好。 ”

  孩子反问她:“那妈妈你自己怎么不站稳立场呢? ”

  施松卿说:“我怎么没有了? ”

  孩子说:“你有?那你为什么还偷偷给爸爸买酒喝? ”

  施松卿笑了,眼角湿润。

  十年浩劫,当文革终于过去,右派们都开始平反的时候,他却又一次被贴了大字报。

  那是1977年,“四人帮”倒台了,他因为写了样板戏《沙家浜》,被认为是“四人帮”的同党,被隔离审查了。

  她担心他承受不了,就不断写信给在外地念书的孩子们,让他们安慰他。

  两个孩子立刻给他写信,安慰他说什么也不用怕。

  她和孩子们的关怀又一次温暖了他的心,让他平安走过了这段时光。

  他最有名的两篇小说《受戒》和《大淖记事》就写于“文革”后,他还把下放时的劳动经历写成了《葡萄月令》,那篇散文美得丝毫看不出他在受苦。

  1987年,他应聂华苓和安格尔主持的爱荷华大学的 “国际作家写作计划(Interna-tionalWriting Program)”邀请去美国访问和创作。他的演讲幽默风趣,在美国处处受到欢迎。他给施松卿写信:“不知道为什么,女人都喜欢我。真是怪事。 ”他好像又回到了1944年的西南联大。过了那么多年,经历了那么多事,他还是当年那个中文系潇洒的才子,虽然早已双鬓如霜。

  他们都老了,当年外文系那个被叫做“林黛玉”的少女,也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孩子们长大后很好奇,问他们有过怎样的爱情故事。她还是和当年劝他们和父亲“划清界限”时一样“口是心非”,撇撇嘴说:“中文系的人土死了,穿着长衫,一点样子也没有,外文系的女生谁看得上! ”

  孩子们咯咯笑起来:“那你怎么会看上爸爸? 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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